公元前740年，楚文王建都于郢，几年后，周天子致书楚王，正式承认了楚国的诸侯国地位，但这只是楚国强大的开始。
在之后的几百年里，楚国一面北进中原，参与到群雄争霸的角逐中，一面则继续向南扩张土地，南吞百越为楚国的强盛提供了最充足的经济与人口资本。
楚国鼎盛时期，版图北抵黄河，东至江南，南达两广之地，总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，人口500多万，地跨南方七省，是当之无愧的天南霸主。
楚国强大的原因
一、勇悍好战
虽然说好战必亡，但对于创业期的楚国来说，勇悍好战是必须要具备的一种进取性格。
南方一直是周王室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，即使在西周初期，小国之间也是攻伐不断，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，只有靠武力才能生存和发展。因而在长期的战争中，楚人养成了一种勇悍好战的性格。
如楚文王被巴人袭败后，逃回国都，掌管城门的鬻拳竟闭门不纳，责问道：“王自将而见败，宁不为人笑乎？”他让文王率兵去攻打黄，“若伐黄而胜，犹可自解。”楚文王非但不怪罪，还自勉说：“此行再不胜，寡人不归矣！”
又如成王执政初，当政的令尹子元在文夫人的宫殿旁演练歌舞，文夫人指责说：“先君常习武事以征诸侯，是以朝贡不绝于庭。今楚兵不至中国者十年矣。令尹不图雪耻，而乐舞于未亡人之侧，不亦异乎？”子元闻言羞愧难当，当即表示：“妇人尚不忘中原，我反忘之；不伐郑，非丈夫也。”
再如，楚成王闻斗章出兵无功，即令其兄斗廉持剑往军中斩其首，斗氏兄弟私下商量：“欲免国法，必须立功，方可自赎。”后斗章出兵取得小胜，成王犹不愿免其罪；城濮之战后楚军指挥官成得臣因兵败被楚王勒令自刎于途中；楚将斗勃与晋军约战，退军三十里下寨，被人诬告为畏敌避晋，楚王遂不许斗勃相见，使人赐之以剑自刎。
喜战、好胜的性格已经影响到楚人的荣辱观，也使楚国成为一个崇尚武力的强悍国家，这为楚国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。
二、传统观念淡薄
楚以蛮夷自居，僭号称王的楚武王熊通就曾公开表示：“我蛮夷也。”如此就不会背负传统观念的包袱，在政治舞台上能够较早地放手大干。
这样做得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：
第一，由于楚国礼仪纲纪观念比较淡薄，弑君自立的政变频发。比如楚君蛤冒死后，其弟熊通弑侄而自立为君，是为楚武王；楚文王死后其子熊艰继位，比熊艰心计才智多胜的弟弟熊恽，趁其出猎之时将其杀害，自立为王，是为楚成王；后成王的太子商臣擅杀大臣，成王疑之，欲废商臣而立少子，商臣觉察后，立即部署甲兵，托言宫中有变，将成王缢杀，是为楚穆王；楚康王死后，群臣立其弟熊麋为王，王弟公子围乘熊麇抱病，入宫问疾，托言有密事启奏，遣开嫔侍，解冠缨缢死熊麋，是为楚灵王。后灵王之少弟弃疾在蔡、陈两国旧臣的支持下，乘灵王出征伐徐之机，率军自蔡掩袭郢都，窃居王位，是为楚平王。
楚穆王商臣
上述五次政变，都属于统治阶层强者对弱者的强制淘汰。武王、成王、穆王、灵王、平王虽然不是王位的当然继承者，但他们均比前任才智为高。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来讲，强暴好战的楚武王比蛤冒之子要有用得多；楚成王的才智远胜于其兄，他在位四十余年，楚国的势力向北有了极大的发展，一度使齐桓公、晋文公都感到忧虑；楚穆王治国亦非平庸之辈，在位期间先后灭亡江国、六国、蓼国等南方小国，牢牢控制了江淮地区；楚灵王为君，数次亲自帅军出征，会盟诸侯，比抱病在宫的熊麋更利于楚国的发展；楚平王伐百濮，收南方，使楚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天南霸主。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就是楚国能够数代保持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正如楚臣斗勃所说：“楚国之嗣，利于少，不利于长，历世皆然。”
第二，在王纲受到挑战的西周后期，楚国就抛弃了与周王室原有的政治关系，以自身发展为第一目的，走上了抗王创霸的新路线。
周夷王时期，王室开始衰微，熊通第一次称王，以示与周王室分庭抗礼，虽然在周厉王时期又自去王号，但平王东迁，熊通又趁机扩张势力，到桓王时，周王室伐郑失败，威望大损，熊通又二次称王，自此楚国王号一直保持到灭亡。后来的楚庄王陈兵洛河，问鼎周王室，这也是其他国家当时绝不可能有的行为。
楚国称王并不是简单的称王称霸，它有自己的考量，一方面是表示对北方诸国和王室的蔑视，可以更好地团结百濮苗蛮等部族，另一方面则是无须再理会周王室的禁令，可以自由的对南方各小诸侯国发动进攻。
第三，楚国有不同于北方诸国的思想和文化观念，在行军作战及日常行为等方面有时会棋高一着。
如楚武王死于伐随途中，楚国随军大臣竟秘不发丧，从间道出奇兵直逼随城，并假借王命压迫随君入盟，等班师渡过汉水，然后发丧，扶立文王。楚人抛弃居丧之礼奇袭随城，避免了随国乘丧侵伐，变被动为主动。晋文公死后，大臣商议如何对付秦国的军事行动，多数人就认为：“秦虽可击，但吾主苫块之中，遽兴兵革，恐非居丧之礼。”相比之下，楚人的思想观念明显优越。
又如，晋楚争霸期间，两军相遇，双方各安营下寨，次日为甲午晦日。晦日不宜行兵，晋军于是不作准备，楚军却在次日黎明直逼晋营，造成晋军的严重被动。楚人少有保守观念，在军事行动上显得更为主动。
再如楚庄王在“绝缨会”上不以牵美妾之袂者为大逆；不以身边优人在剧中扮演自己为渎君等等。
楚庄王
楚人这种非保守性的思维观念使他们在许多政治行为中受益不小。
三、以“南进”为基本国策，占据长江中下游。
虽然中原地大物博，人口稠密，但也是争霸最为激烈的地区，战乱频仍，诸侯想多得一寸土地，也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，而长江中下游虽然地贫人稀，但贵在没有多少强大的势力，楚国前期的历代君王皆以“南进”为基本国策，专心发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此战略定位让楚国南吞百越，国土面积剧增，内部少战乱也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好的开发，成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富庶之地。充足的经济与人口资本又使楚国具备了迅速发展的实力基础。
楚国的衰亡
楚国在东周初年算是一个中等国家，乘周王室衰弱，武王熊通征服了以随为主的十余小国，僭号称王。后经文王、成王、穆王几代发展，楚国已成为代表南方政治势力与北方晋国长期抗衡的头号大国，到楚庄王时其势力发展到了顶点，此前可算作是楚国的上升期。
楚庄王称霸后，经共王、康王、灵王、平王几代，其势力犹未衰落，楚国也一直是中原诸国的头号大敌，这是楚国的水平发展期。
楚庄王塑像
然而，春秋末期楚昭王受吴祸一度失国，其后楚国至战国末期一直在走下坡路，至战国中期怀王入秦，楚国加剧衰落。
楚国的衰落始于楚昭王，当时年幼的昭王继位，贪而好财的令尹囊瓦专权，蔡、唐二国君同来朝聘，蔡君向昭王献了一副银貂鼠裘，唐君则献了一匹“肃霜”宝马。囊瓦见之，使人向二君复为自己索取，遭到拒绝后，他以通敌吴国之名扣押二君达三年之久。
后来唐国之臣背着君主私盗另一匹“肃霜”宝马给囊瓦，蔡君亦献出另一副珍贵裘衣，两君才被放归。二人怒气填胸，请求晋国伐楚。晋国假周王之命，合大小十七路诸侯进逼召陵，楚之属国陈、郑、许、曹亦参与出征，后虽因大雨不止，未曾交战而班师。但也看出当时的楚国已经大失诸侯之心。
后来，余怒不息的蔡、唐两君又东投吴国请求伐楚。时吴王阖闾在伍子胥、孙武的辅佐下国力强盛，见蔡唐两国来请，遂起大军自水路，经蔡国直攻楚都，前506年吴国破郢，楚昭王北逃随国。
后来，楚昭王在楚人申包胥的帮助下，求得秦国发兵，才迫使吴军自楚撤归。申包胥借兵的成功表明秦楚两国的政治利益存在一致性，也为后来怀王入秦埋下了伏笔。
申包胥求兵
昭王复国后，楚国带着尚未恢复元气的国力进入了战国之世。后来楚国又因悼公之死丧失了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。及秦国在西方崛起，楚国为得到秦国夺去的六百里土地，怀王轻信张仪的巧舌如簧，与齐国断绝了友好关系，致使楚国走向被动。
战国时，楚国参与了六国合纵，怀王在苏秦之后为纵约长，他在受张仪欺诈后纳质于齐，企图恢复两国和好。秦昭襄王听说此事，兴兵攻楚，并约怀王来武关相会，在少子熊兰和佞臣靳尚的支持下，怀王于前299年赴会，被秦国劫持到咸阳囚禁。秦王让他在宫廷坐于藩臣之位，并用他来要挟楚国割地。
楚怀王
一年后，怀王趁监守懈怠，变服逃出咸阳，绕道向北，欲从赵国逃回，因赵主父出巡云中，赵国无人敢于做主，闭门不纳，遂被秦军追拿。怀王被囚咸阳后发病而死，楚国另立新君。
此后，楚国的腰杆子再也没有硬起来。楚国君臣在秦国的兵威面前深感恐惧，又暗存侥幸。在朝中亲秦人物的舆论宣传下，楚国当权者始终没有认清秦国吞楚的野心，幻想以割肉来取媚秦国。楚国的这种态度不但没能保全自己，反而助长了秦国吞楚的野心和力量，使楚国迅速转向衰落。
楚国衰亡的原因：
一、腐败抬头，佞臣当道，内变迭起。
自平王执政起，楚国朝中的腐败势力开始抬头，并数次挑起君臣矛盾，导致内变迭起。
平王当政时，大夫费无极专以谄谀君王为事，他向平王建议为太子建聘婚于秦，但等到秦女孟赢被迎归楚国后，又唆使平王占为己有，而使孟赢的陪嫁女与太子成婚，其后更是多次向平王进言：“太子以秦女之故，久怀怨望。”终使平王决意杀建，最后太子被逼出逃，太傅伍奢也被诛杀，伍奢之子伍子胥出逃吴国。由此引发吴国陷楚，伍子胥鞭尸泄愤，楚国在诸侯中的威望一落千丈。
平王与费无极
楚昭王时的令尹囊瓦结怨蔡、唐两君，也是佞臣误国的典型案例。
怀王执政时，靳尚、熊兰等腐败势力依然蒙蔽君王，并借君王之力打击异己。考烈王时，以黄歇和李园为代表的腐败势力在朝中更是无法无天，几乎已经取代王权。
春申君黄歇
连续几代佞臣、权臣的出现，说明楚国日益腐朽的趋势已经无法改变。
二、“南进”国策转为北上。
楚国自熊仪始，接近二百余年，都是以“南进”为基本国策，武王时，以征服汉东诸国为目标，以随国为用兵重点，最终用诈计袭败随国，收复十余小国。楚文王时又伐蔡、灭息，进一步贯彻了此国策，这也是楚国开疆拓土最猛的时期。
然而到了成王后期，楚国开始转向北上争霸的战略，虽然此时楚国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，北上中原也为楚国赢得了大国荣耀，重新进入“华夏圈”，但此时无论是东南还是西南，还有大量的土地没有被征服和开发，楚国此举明显是舍近求远，取难存易。
楚国北向的战略更是引起了北方诸国的高度警觉，他们建立同盟，与楚国进行军事对抗，不但使楚国难以寸进，还消耗了其太多的国力。
齐桓公、晋文公是楚国北向发展中先后遇到的两个强劲对手。
最先是齐桓公，他用遏制楚国的行动为自己奠定了霸主的基业。前679年楚国连年攻打宋国，齐桓公便联合鲁，宋，陈，郑，卫等八国诸侯，进军至召陵向楚国示威，慑于八国联军的威势，楚成王对齐桓公作了让步。
齐桓公
其后是晋文公。前633年，晋文公联合宋，齐，秦三国伐楚，于城濮大败楚军，晋文公由此称霸，而楚国的北向发展严重受挫。
楚成王确立的这一战略被后几代君王继续贯彻，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，比如20多年后的楚庄王一鸣惊人，灭庸国，亡萧国，击败宋国，饮马黄河，与晋恶战于郑州，大获全胜。
但到楚共王时，由于晋楚长期争霸，谁也吃不掉谁，国力大损，而楚东侧的吴国，在晋国技术、军事的扶持下，趁势崛起，对楚国构成了严重威胁，但楚国君臣却未给与足够重视。
在吴国首次攻楚时，楚令尹婴齐就指出：“吴师从未至楚，若一次入境，后将复来。不如先期伐之。”他看到了吴对楚的威胁，但却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，幻想通过一两次胜仗即可抑制吴国的发展。婴齐率二万精兵伐吴，结果大败而归，即便在这个时候，楚国仍未从战略上将吴国当做生死之敌。
吴王
当时晋国内部矛盾重重，已无力南下争霸，楚国若能及时调整战略方向，将吴国作为战略大敌，并非没有胜吴的可能，可惜楚国君臣没有这样的见识作出战略调整，终使吴国养成气候，伺机破了楚国，楚国的兴盛遂成明日黄花。
三、“仁德观念”开始盛行。
楚国前几代君王都是从自身实际利益出发，根本不考虑所谓的“春秋义战”，所以才有军事上的累累硕果，当然也不是说“仁德观念”不好，但却不适合四处征伐的楚国。
从庄王开始，在以武力逞威的同时，吸收了中原文化中的仁德观念，开始追求“以德服人”，比如在灭了陈国后，庄王又听从大臣申叔时“蹊田夺牛”的劝谏，为陈复国；在即将攻破郑国时，庄王闻听城内哭声震地，即下令退军十里，示之以德。
不管怎么说，庄王还是有选择性的“以德服人”，后来的几代君主却是一味的“仁战”、避战，导致进退失据，白白错失了良机。比如城濮之战前，楚成王就一再告戒前方领兵将帅不可轻战，能和则和。
在对待陈、蔡等国的问题上，楚国更是将这一弱点体现的淋漓极致。
陈、蔡是楚国北边近邻，楚只有吞并陈、蔡，才能将国土向北前移，但陈、蔡都是周王室所封的古国，若以武力吞并，不但伤害陈、蔡群臣百姓的感情，而且会引起北方诸国的不满。这一矛盾一直困扰着当时的楚国君王。
后来，楚灵王寻借口灭亡陈、蔡，楚国向北发展，但是楚平王时，又为了收买人心，实行所谓的“德政”，恢复了陈、蔡，楚国又等于向南退缩回了几十年前。
直到战国来临时，武力成了列国普遍崇尚的争雄准则，楚国才彻底吞并了陈、蔡。
以征服天下为目标的楚国却总在武力和仁德之间摇摆不定，这让楚国丧失了诸多机会，抑制了自身进一步的发展，也为后来国力的下降埋下了隐患。
四、怯战苟安思想严重。
楚国前期开疆拓土，国民皆勇悍好战，然而到了战国后期，楚人变得奢靡之风盛行，怯战苟安思想严重，尤其是楚国的当政者，他们在秦国的铁骑面前，不敢稍振大国之风，积极参与合纵抗秦，往往是闻战而遁或是稍战即溃。春申君黄歇当政时，无心抗战，将国都东迁寿春，以求苟安，拱手放弃了西部大片国土，割楚国之肉以养强秦，安能善终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